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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做了這么久，我覺得高仿品在中國的市場確實很大，對這個有需求的人簡直太多了。”
這是微信賣家米蘭站做高仿奢侈品生意的心得。在上海傳媒圈工作的米蘭站，去年年底經(jīng)親友介紹開始了在微信朋友圈“刷屏賣貨”的生意。她告訴21世紀經(jīng)濟報道記者，大半年來，對這個圈子已經(jīng)有了不少體會。
依靠微信帶來的社交便利，米蘭站的高仿奢侈品生意過去一年以來在朋友圈遍地開花。而幾天的功夫，其朋友圈里又有一個好友突然宣布開始做代購了。
“海外代購”是朋友圈里形形色色的皮包、衣服、鞋子和手表的身份標識，最常見的即為海外嬰幼兒奶粉。而米蘭站卻是做的另一類“高仿”生意。所謂“高仿”，指的便是仿冒得非常逼真的奢侈品。顧客往往對于產(chǎn)品的來路心知肚明，但卻樂此不疲。
和一般人所想的不一樣，喜歡買高仿皮包和衣服的顧客并非消費能力不足，而恰巧是收入水平足以買得起真貨的，“很多人和我們的年紀差不多”。這正是米蘭站感嘆“需求太多”的原因。與此同時，她也深刻地感受到這個灰色圈子的混亂一面。
“一家工廠只做幾個品牌”
最初是因為有家中親戚可以直接提供貨源，米蘭站決定開始做高仿生意。作為一種最普遍的模式，她在微信朋友圈發(fā)高仿奢侈品牌衣服的圖片，以此吸引朋友圈好友做買家，依靠口口相傳做生意。
米蘭站賣的高仿基本包括大部分一二線的奢侈品品牌。這當(dāng)中，皮包是最好賣而且利潤也最高的，衣服和鞋類次之。重要的原因是，后兩者一旦尺碼不合適，買家就很容易退換貨，售后成本明顯要高出不少。
不過，即便是有親戚能保證貨源，也并不是所有奢侈品牌的高仿都能出貨。高仿貨分為“原版”、“超A”或“1比1”、“A貨”三個等級，質(zhì)量和相仿程度依次遞減。米蘭站選擇的貨源大多是仿冒得非常接近的原版。但她介紹，生產(chǎn)這種質(zhì)量很好的高仿品的工廠往往都是固定做某一個或者一兩個品牌，如果要找其他牌子的就要另找工廠。
“像Prada、LV、Gucci、Chanel和Hermes這些牌子，一般都比較容易找貨源。而像Salvatore Ferragamo這樣的牌子，可能就只有一些經(jīng)典款的才能找到了。”她說。
事實上，米蘭站此前還曾專門為貨源前去廣州東莞接觸過上游的生產(chǎn)廠家。東莞正是許多奢侈品牌代工廠所在的城市。她實地走訪發(fā)現(xiàn)，做高仿品的工廠實際上根本不直接往外賣貨，而是出貨給非常信任的批發(fā)商；所有在微信朋友圈賣產(chǎn)品的，都是從上游的批發(fā)商拿貨，區(qū)別只在于和批發(fā)之間還隔著多少個中間商。
不少用微信做高仿生意的人，為了維護口碑，都會選擇先收貨、看過之后才發(fā)給買家。而一旦中間商太多，便會造成一個包裹往往要轉(zhuǎn)寄數(shù)次才能到達買家手中。
為了減少中間商環(huán)節(jié)，能否直接去找工廠談？“工廠根本不讓進的，再好的關(guān)系都不行，”米蘭站說，“而且做這個也不需要去工廠看貨，因為皮包和衣服質(zhì)量的好壞，熟悉的人很容易看出來。”
買家和賣家：不差錢的和不懂行的
為了完成一單生意，米蘭站一整天在朋友圈需要發(fā)十幾條皮包或衣服的圖片。而這樣的頻率，在做微信朋友圈生意的人里面算是普通的。21世紀經(jīng)濟報道記者在暗訪期間所遇到的一些同樣用微信做高仿生意的“朋友圈好友”，甚至一天能發(fā)幾十條信息。米蘭站介紹，一天忙下來，能成交一單生意就已經(jīng)算很不錯了。
和不少傳統(tǒng)行業(yè)一樣，高仿生意也有淡旺季。“春節(jié)過年那一個月是最好賣的時候，而5月份之后生意就很差，做這一行的都說5-8月是最不好做的。”
好在米蘭站的生意已經(jīng)有了比較固定的客戶群。和很多人預(yù)料的不同，這些客戶并不是需要一個名牌的假包充門面，而是本身就消費得起正品的人，“很多都是買來背著玩的”。
“恰恰是那些沒有買過正品的人，有特別高的期望，很擔(dān)心高仿的質(zhì)量。”她說。
相比買家總體上的“不差錢”、“高大上”，同行賣家則顯得魚龍混雜。米蘭站在東莞高仿集中的地方考察就發(fā)現(xiàn)，不少商家其實是全國各地而來的打工者，對這些奢侈品品牌根本不熟悉，“甚至有時候傳到微信朋友圈里的貨品名稱都能打錯”。
當(dāng)然，賣家里面也有厲害角色。米蘭站朋友圈里的一名“同行”，如今已脫離了“人情賣包”的生意模式，而是直接開始做正品海外代購生意。由于貨源好，客戶都是真正的土豪，“奢侈品店的VIP都要到她這里來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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